中国城镇现代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上海、天津、青岛、大连等原租界城市，或武汉、南京、广州等民国时期规划的主要城市。①在一种城市发展是线性进化的潜在假设下，研究者往往关注新的城市建设观念、管理机制以及空间本身的特征，而对原有社会权力结构对新的城市建设的反作用不够重视。②此外，由于受材料限制，以及本身现代化特征不够显著，典型城市以外的广大乡镇地区的现代化进程的研究还不充分。个别涉及的文章也倾向于认为广大乡镇经济薄弱导致了现代化进程滞后，后者是一种被动选择的结果。③而现存民国晋江县安海和青阳两个乡镇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的档案，展示了两地现代乡镇建设过程中地方原有社会权力结构对该进程的影响，同时也说明乡镇建设的主导者在观念和技术层面主动探索和选择的倾向。对安海和青阳市街改造进行对比研究，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分析乡镇地区原有社会权力结构在其现代化进程中所起的作用，及由此生发的地方现代化建设的特征。

　　（注释： 

　　①参见杨秉德著：《中国近代城市与建筑（1840—1949）》，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3年；伍江著：《上海百年建筑史：1840—1949》，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1997年；董鉴泓著：《中国城市建设史》，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4年；李百浩、王西波、薛春莹著：《武汉近代城市规划小史》，《规划师》2002年第5期；等等。 

　　②张松著：《近现代城市规划史研究的现实意义》，《城市与区域规划研究》2013年第1期。 

　　③王琳著：《近代城建史研究的意义探讨》，《安徽建筑》2005年第3期。） 

　　

　　一、民国时期晋江安海、青阳市街改造对比 

　　

　　安海、青阳位于民国福建省晋江县南部。自唐代增设晋江县以来，安海和青阳两地便隶属晋江管辖，前者为晋江南部滨海市镇，后者是邻近晋江县城（今泉州市区）的有一定规模的乡村集合体。民元肇建，安海曾短暂设县，多数时间为晋江下辖安海镇、晋江县安海自治区；青阳则有过青阳实验乡、青阳示范乡和青阳镇等建制。“晋江南部的青阳和安海、石狮两个公社，鼎足而立”，是近代晋江南部重要的三个市镇，建国后市县分治，青阳便成为晋江县所在地。①本文以1931年《安海市区改建计划》和晋江市档案馆藏1942年《晋江县青阳实验乡改建青阳市街计划》档案为基础，②从改造目的、主体、目标、资金来源和措施等方面进行对比，梳理两地市镇改造始末。

　　

　　1.

改造目的 

　　

两地主要目标都是通过城市的现代化改造，促进商业发展。《安海市区改建计划》指出，安海市区建设的滞后影响了商业的繁荣和市镇的发展。“惟市区之建设，至不足称。无不规模隘小，设备未周，不特农工商业，卑无足道。”“繁华市镇，坐令荒芜，群焉惜之。”青阳因地处交通枢纽而有商业的发达，与安海相似，它也因商业的需求而开展市街改造。《晋江县青阳实验乡改建青阳市街计划》中说：“青阳为泉安、泉石两路交通枢纽，商业颇称发达，人口稠密，但市区街道狭小、污秽不堪，故商业仅能保持现状，无法日趋繁荣。……查拆建市街，为振兴商业之本，青阳市街如经拆建，则来日之商业定有惊人之繁荣。” 

　　两地的差异主要是，安海侧重的是巩固和提高其在整个区域的位置：“安海为泉属要镇，闽南中心”，落后的城市建设不仅不利于发展，而且“即固有之地位，亦有江河日下不可终日之势”。而青阳则在改造的迫切性中提出，如果不能及时改造，则“日形退伍，不但商业难于发达，商民蒙受损失，即社会之进步，亦将同时遭受影响”，可以看出改造的主要目的是改善民生。

　　

　　2.实施主体 

　　

安海改造计划以晋江县安海区自治筹备处、国民党晋江县第二党部和安海镇商会等为施行主体，来推动此事的进行。该主体成立改建办事处，以黄哲真为主任委员。实施主体经由晋江县政府批准设立，并由其呈福建建设厅备案。 

　　青阳街市改造原计划在1937年施行，因“七七”事变中断，1942年重新启动计划，由青阳实验乡乡长庄铭渊领头推进。鉴于乡公所力量有限，庄氏特向晋江县政府请求帮助，以县长名义，手令青阳实验乡乡长饬组“改建委员会”，“一面以钧府名义手令乡长限期改建，一面则派警驻乡切实执行”。

　　

　　3.资金来源 

　　

安海改造计划明确地记录了建设费用来源，主要由公款、公债、房地产、其他税收，以及捐款组成。 

　　青阳市街改造经费来源没有明确说明，《拟具改建青阳市街计划恳请核准施行由》中提到“兹因商家较有办法建筑，社会亦急切需求”，我们推测经费由乡公所及商户共同负担。 

　　（注释： 

　　①庄为玑著：《晋江新志》，泉州：泉州市泉州历史研究会，1980年，第278—279页。 

　　②《安海市区改建计划》，《道路月刊》（1931年）第35卷第3号；《晋江县青阳实验乡改建青阳市街计划》，晋江市档案馆藏民国档案，档号：旧2—1—324—121。以下引文出自这两种史料者不再加注。） 

　　

　　4.主要改造措施 

　　

安海改造措施分为三大部分，与当时主要城市的城市规划内容基本一致（图1）。

　　 

　　

　　第一，采用分区建设的模式，旧城核心区和新规划区采用不同建设方式。“佥以市区中部自鳌美塔至玄坛宫附近一带为现时商业之重心，且房屋栉比，除规定一二干道外，拟听其自然改建”，将新区按照功能划分，“为工商业、行政、学校、住宅各区”。“此外，更辟靖西古地一带为公园地，及西垵、型厝、星塔、后库各乡为农林区，以备将来市区扩大之用。”该建设办法的优点在于，“即在得以视地之宜，因事之利，预定其计划，陆续视经济之情形及人民之需要，兼筹并顾。”

　　第二，基础设施升级。实施主体重新规划了路网，具体措施包括“放宽旧街道与加辟新街道”，在原有道路基础上新建、拓宽，形成四条主要干道。基于现实的考量和将来的市镇规划，对于道路宽度，实施方“分别实际情形，再四斟酌其办法，将来当不致发生其他无谓之损失。”实施方重新整顿港口，“安海为闽南重镇，据水陆之冲，有交通之便，工商各业曾盛极一时。而今所以一蹶不振者，实由于无良港仓栈可资吐纳附近十数县之产物与商货耳。故今日欲恢复旧观，繁荣将来，必从兴辟港埠着手。”实施方计划东起龙舌尾，西至中亭港整顿港区。技术设计由专家担任，经济方面实施方计划浚港填地，“以沿岸整理之地皮作抵押，发行公债或向私人借款”。 

　　第三，公共服务机构。其他建筑与公用事业方面，实施方“拟先事建筑公园、医院、菜市、公厕、图书馆、体育场、救火所及平民住屋等数处，以满足一般人民日常生活之需要。” 

　　与安海的整体规划相比，青阳市街改建计划以本地的基础设施和形象提升为主。据《晋江县青阳实验乡改建青阳市街计划》显示：“将青阳最热闹之街头，塘岸街至墟口街道，全长约三百五十二公尺，先予拆建，其路面宽度定为七公尺，建筑沙土路面。”（图2）改造措施也相对具体，包括：1.基础设施标准化和规范化：（1）宽度：定为七公尺（依照前测量及设计图样）；（2）路面施工要求：筑沙土路面，沟渠筑明沟。2.建筑改造规则：由改建委员会拟定一标准商店式样，饬各商店依式建筑。 

　　

表1  安海与青阳市街改造对比表 

    资料来源：根据《安海市区改建计划》和《晋江县青阳实验乡改建青阳市街计划》整理。 

    从档案看，青阳、安海两地改造计划的目标都是希望通过基础设施提升，解决城市问题以及促进经济发展，而两地改造措施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安海是闽南地区现代化建设开始较早的地区，1919年便开始拆宽、改建安海旧大街，进行局部城市改造，到1931年紧跟广州、南京等地，制定了全面的市区改造计划。改造规划采用当时先进的主要城市规划理念：采用分区规划，基础设施系统的整体设计以及引入公园等西方概念城市功能。青阳的改造更加传统，虽然在宽度、排水设计等技术上和现代标准对接，但更新模式仍然是地方乡绅倡导下的共同参与的局部更新模式。两地改造措施和更新模式的差异，反映了地方社会权力结构对民国时期乡镇现代化建设的影响。 

 

    二、安海、青阳市街改造背后的地方权力结构 

    

   现代城市规划除了在现实层面上解决城市问题外，另一个主要作用是令城市资源变得更加清晰可见，易于管理。从这个层面上说，城市规划是对管理者的赋权。因此在乡镇现代化进程中，对现代规划观念和技术的接受方式反映了地方权力的结构。对厦门、福州、汕头等沿海城市现代化的研究发现，商会与政府力量在城市规划上的博弈是沿海城市现代化的主要驱动力。①安海、青阳市街改造背后所体现的除了商会、政府的力量，本地宗族的合作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注释： 

    ①林星著：《城市建设与国家建构：以民国时期福州为例》，《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7年第12期；林星著：《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福建城市现代化研究》，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年；冯琼著：《政商博弈视角下的汕头近代城市规划研究：从1921至1937年》，《城市规划》2015年第11期。） 

 

    1.政党与政府 

   安海市区改造的推动力量来自于晋江县安海区自治筹备处、中国国民党晋江县第二区党部及安海镇商会，他们“联合组织安海市区改建办事处，以司全市区之改建事宜”，选出黄哲真为改建办事处主任委员。1931年成立的自治筹备处则是“本区公民陈清机、黄哲真、吴警予、谢献章、许书亮等，以地方自治为训政工作之重心”，申请成立，“建议于晋江县第二区党部，请由该党部召集全区乡镇代表大会，讨论进行办法”，最终票选出黄哲真为筹备主任。①黄哲真（1905—1992年），晋江安海人，曾任福建安溪、海澄、漳浦、宁德、甘肃榆中等县县长、中国国民党福建省党部执行委员、菲律宾总支部执行委员兼书记长、甘肃《民国日报》社社长、福建省参议会秘书长、福建省第八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中国国民党台湾省党部副主任委员、“行宪”第一届台湾地区立法机构民意代表、中国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书记长等。② 

    青阳市街改造，1937年由“第三区党部（前青阳系第三区党部所在地）会同青阳联保办公处计划拆建”；1942年乡长庄铭渊呈文晋江县县长，请求帮助，并获得晋江县的支持——派警察驻乡指挥执行拆建事宜。改建委员会制定《晋江县青阳市街改建委员会组织规程》《晋江县青阳市街改建委员会办事细则》，建立组织架构，“六月廿四日开第一次会议，通过改建委员会组织规程及办事细则。互推庄铭渊兼总务股主任、庄垂增为副主任、庄义舜为财务股主任、庄杰铃为副主任、庄材锭为工务股主任、庄杰赶为副主任，并以乡公所职员蔡文郁兼财务干事、朱清泉兼总务干事、洪海舟兼工务干事。”乡长庄铭渊主事，各部门负责人均为庄氏成员，并以乡公所职员身份兼任相关职务，以原有地方行政组织施行市街改造；另外，改建委员庄澄波曾任晋江县党部书记长，③皆可见政党和政府在市街改造中的作用。 

   （注释： 

    ①《风雨如磐话安海：民国时期地方史料辑录》，第132—133页。 

    ②刘国铭主编：《中国国民党百年人物全书》，北京：团结出版社，2005年，第2084页。 

    ③《华侨代表座谈会纪录》（1945年），晋江市档案馆藏民国档案，档号：旧8—1—92—23。） 

     2.华侨和商会 

    安海华侨和商会在其近现代历史上举足轻重，是地方权力的重要组成。“安海商场为适应当时市场商业的需要，早于民国元年（1912年）即由陈清机、倪世祯发起组织商务维持会。其会是安海商会的开端，翌年正式成立商会、设正副会长，秘书及事务联络人员，领导各途商及大小商店，各商店每年或季度必须向商会缴纳会费。”①“安海一切对上对外交涉，皆由商会出面。于是一切地方领导权，逐渐由商会夺得，从前所谓士绅也已被取而代之。后来尽管也设专职地方长官，但因其依赖商会的程度甚高，其权力也属有名无实。”②华侨与商会的关系以及后者在安海近现代历史上发挥的作用详见《安海商会志》，自不赘述。在安海市区改造过程中，“1919年由陈清机倡首领导拆宽改建安海旧大街”，③商会最早发挥作用。1931年的整体规划亦赖商会的大力支持，“民国20年（1931年）秋，黄哲真任安海区自治筹委会主任时，又倡议拆建狭窄的下圩巷，从原来2米宽石路，拓宽为10多米宽的街道。商会倪世祯全力支持承办，他日以继夜，用好几个月的时间，做细致的工作，说服被拆屋的屋主，同时动员各商户均摊费用，补贴被拆屋的损失和工程费用，使改建街道的工作顺利完成，改变了安海古镇的面貌。”④ 

    （注释： 

    ①《风雨如磐话安海：民国时期地方史料辑录》，第33页。 

    ②晋江市安海商会编印：《安海商会志（1913—2013）》，2013年，第22—23页。 

    ③《风雨如磐话安海：民国时期地方史料辑录》，第11页。 

    ④《安海商会志（1913—2013）》，第35页。） 

    相较于有近千年滨海市镇历史的安海，青阳华侨和商会的力量相对薄弱，但也发挥了一定作用。“青阳近代的历史也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迫的历史，青阳人民被迫出洋的很多，主要是菲律宾。目前岷里拉城还有青阳华侨。”①归国华侨还曾创办“晋江县青阳乡壁立公益社”，并有组织章程留存。②章程第三条点明其组织宗旨，“本社以敦睦乡谊、团结感情、举办家乡教育事业、扶助生产、救济贫民、兴建市区、整理卫生，务期达到完成三民主义为目的”，为地方公益、自治社会组织的一种。以旅菲庄氏壁立房人士出力最多，故以壁立为名。青阳的华侨更像是本地宗族网络的海外分支，这点与安海有所区别。 

 

    3.宗族的力量 

    安海和青阳两地都有较强的宗族力量，如前述黄哲真即安海大姓金墩黄氏、庄铭渊则为青阳庄氏裕斋房族人。安海多姓杂处，虽有颜、黄、高、陈等大姓，但商会力量最为突出；青阳则是数姓中以庄氏最强，“青阳公社聚族而居，以庄姓为最。在封建社会里，乡中的政权都掌握在庄姓绅士的手中。”③上面引用的青阳市街改造机构成员名单，亦可见庄氏在青阳地方行政系统中的绝对优势。

 

    4.安海、青阳两地改造中的 地方权力结构与城市建设特征 

    政党、政府、华侨、商会、宗族等不同的势力和人群在安海和青阳近代城市建设中都有其特定的作用和影响力，彼此又相互交织，如庄铭渊既是庄氏族人又是青阳乡长，黄哲真拥有政党、政府、宗族、商会和华侨等组织的多重身份，形成独特的地方权力结构。安海、青阳两地的城市建设便是在多种地方权力的合作下进行的。
   同时，安海、青阳两地城市建设中的权力关系又体现出不同特征。安海商会力量强大，控制和支持着整体的市镇建设。在青阳的案例里，本地庄氏家族力量则渗透到县政府、乡政府、改造委员会、商户等各个层面。权力结构中各个相关方的诉求和位置决定了地方运行的逻辑。安海商会的商业逻辑与现代城市建设理念显示出天然的亲和性。改造计划中（除了对情况复杂的旧城区采取比较模糊的态度）实施方对镇区土地测绘整理，令土地资源变得可统计，再通过现代的财政手段筹集改造经费，包括用土地抵押贷款，收取房地产增值税等。现代城市和经济规划和通过量化将各种城市资源变得可计算，可预期契合安海长期以来作为商贸市镇的发展逻辑和符合商会的基本利益。因此在长期推动安海现代化建设的基础上，在1929年南京的《首都计划》公布的第三年，实施人员便开始了完全采用现代理念的安海市区改建计划。相比之下，青阳更偏向传统中国社会乡绅治理模式，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表现得更加保守。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