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后期泉州港已成为一个“有蕃舶之饶杂货山积”的繁华海港，对外通商贸易已涉足31个国家和地区，赶上并超过明州，仅次于广州。海外贸易的发达使泉州港的地位日益重要，宋元祐二年(1087年)宋哲宗正式批准在泉州设置福建市舶司，从政治上确立了泉州作为重要贸易港口的地位，泉州的对外贸易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泉州陶瓷更是大量地倾销海外各市场，从而形成了漫长的海上陶瓷之路。南宋时期，泉州港得到南宋统治者的格外重视和支持，发展迅速，上升到与广州港地位相当的程度。福建市舶司成为南宋两大市舶司之一，泉州“舶货充羡，称为富州”，达到“若欲船泛外国贸易，则自泉州便可出洋”的程度。在这种极为有利于刺激陶瓷生产的海外交通形势下，大量的磁灶陶瓷从泉州港“放洋过海，泛往外国”，“且有供不应求之势”。

　　元代统一中国后，元世祖忽必烈高度重视对外贸易，元初泉州著名的阿拉伯商人后裔蒲寿庚“主市舶”30年，积极开展海外贸易，实行“其往来互市，各从所欲”的开放政策，并鼓励国内商人从事海外贸易。泉州由此走向她的黄金时代。海外交通空前繁荣，对外贸易已凌驾于广州之上，出现“涨海声中万国商”的繁荣景象，到了元顺帝至元末年，被誉为“东方第一大港”。北非摩洛哥旅行家伊本·拔图塔在其《游记》中称赞泉州港为“世界最大港之一，或径称世界唯一之最大港亦无不可也”。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里曾说：“元朝瓷器运销到全世界”。他也称赞泉州港：“刺桐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大批商人云集这里，货物堆积如山，的确难以想像。”元代著名文人吴澄亦称道：“泉七闽之都会也，番货远物，异宝珍玩之所渊薮，殊方别域，富商巨贾之所窟宅，号为天下最”。

　　二、磁灶陶瓷对外输出的国家和地区 

　　宋元时期，磁灶窑已成为我国东南沿海一处重要的陶瓷产区，其生产高度发展，产品大量外销。

　　日本与中国一衣带水。据日本文献《朝野群载》记载，北宋崇宁元年(1102年，即日本掘河天皇康和四年)，泉州客商李充自置船备货，由泉州经过明州(浙江宁波)市舶司办手续到日本贸易，其登记的“公凭”所附货单中就有“瓷碗二百床(碗每床为20件)，瓷碟一百床(碟每床50件)”(床是闽南方言，用它作计算陶瓷数量的单位)。李充于崇宁三年(1104年)回泉州，次年(崇宁四年)又去日本贸易，可见，4年中间(1102—1105年)，他就两次到日本贸易，这充分说明泉州与日本之间的商业活动是十分频繁的。因而距泉州港口岸最近的磁灶窑产品大量输出到日本。20世纪以来，日本各地相当于我国宋元时期的遗址中，出土了很多磁灶窑土尾庵窑的绿釉瓷器，特别是在横滨、长野、福冈和京都等地也出土有磁灶窑童子山一号窑所产的黄釉铁绘花纹盆(或盘)，而且很多是完整的。此外，日本各地也发现蜘蛛山窑所生产的绿釉剔花器和绿釉上点黄釉斑的器物，以及龟形砚滴等。日本各地出土的磁灶窑各类陶瓷，可与日本文献相印证。

　　（来源：晋江史志2009.1）